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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醫學

 日治初期的台灣醫療 | 日治時期的台灣醫學教育
文／台大醫學院骨科‧王崇禮教授

日治時期的台灣醫學教育

　　1895年日本人領台後，初創大稻埕千秋街的「台灣病院」，1897年(明治三十年)4月12日，於「大日本台灣病院」改稱的「台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土人醫師養成所)，試辦初步醫學教育，此乃台灣公設近代醫學教育之濫觴。

　　「醫學講習所」師資由台北病院醫局四人、藥局二人兼任，因為是醫務工作之餘，從事教學，所以講師並非專職。

↑上圖：位於大稻埕千秋街的醫學校學生宿舍
　　 學生最初幾乎都是以上日語為主要目的，然後再學習專業課程，科目有物理、化學、數學、地理、歷史、動植物學等等，課業不可謂不重。經過一年之後，三十名學生中 ，有許多漸漸經不住考驗，僅有五人尚能夠接受全部課業，其餘的都先後廢學。第二年以同樣方法再招收三十多名學生，不久人數也僅剩原來的四分之一。 在難以找到學生的情形之下，只好強調給予生活費和津貼做為條件，希望得到回應，而且鎖定「國語傳習所」卒(畢)業生、私立國(日)語學校學生等為對象，不過成效仍然不彰。		  
↑上圖： 位於大稻埕千秋街的醫學校學生宿舍

　　經過「有力者」(社會有聲望人士)的勸誘，方有漢醫及藥房的子弟三十幾名入學，他們的年齡是從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歲數差距甚大，所以說這些學生根本不知道他們將來要學習些什麼，完全是在半推半就下進講習所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官長，視察「醫師講習所」實況後，認為在台醫學教育有提昇之必要，乃決定成立台灣第一所正式醫學教育學校。
↑上圖：國語學堂日人教師中島長吉及學生潘光楷五名。

　　1899年5月1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正式開始授課；醫學校規則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說明主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育，養成醫師之處。」規定修業年限：預科為一年，本科為四年。每學年自4月15日至翌年4月14日止，共分三個學期，即第一學期：4月15 日至7月10日，第二學期：9月1日至12月28日。第三學期：1月4日至4月14日。
↑上圖： 日治初期，第一至五任總督期間， 共任用四位民政長官， 右3即為後藤新平。

 

←左圖：國語學校男生上課情形， 學生都留辮髮穿清代衣服。
　　 山口秀高(1866年~1916年)，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曾在大學擔任眼科助手；1896年11月，山口秀高蒞台，次月繼任台北病院「院長事務囑託」之職 。 1898年6月20日，山口秀高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十日後發表兼台北醫院代理院長；又八天之後(7月8日)，所兼台北醫院院長「心得」(代理)之職，獲得真除，成了醫長兼院長的人物，是當時台灣醫界的領袖。

　　山口秀高就職後不久，評估台北病院未來發展，認為在台推動醫學教育勢在必行，1897年1月，開始公布招收「生徒」(學生) 。然而招生遭遇很大難題，不僅因為清領時期的學制不同於日本；而且當時台灣幾乎沒有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大家不僅對醫學教育無從了解，連「西醫」的出路也惘然無知，因此根本沒有人前來應考。
↑上圖：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催生者- 山口秀高
　　 1899年3月31日，敕令第95號公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4月1日人事佈達，由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擔任醫學校教授兼任校長；台灣第一所醫學校終告創立。山口秀高校長當時的企圖心是未來的醫學校「比得上日本國內高等醫學部的水準，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能昇格為專門的大學。 」
↑上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創立十周年的紀念明信片。
　　醫學校開校時將「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5人編入本科二年級，十人編入本科一年級，另再從台灣各地召募71名入學預科，共有學生86人。初創時期，沒有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學生入學的資格也訂得很低，只需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國民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即可。1900年，第二屆新生招收時，民政部派衛生課課員到台灣各地遊說，才找來45人，同年4月開學，有人隨即和第一屆在學同學被淘汰，因之全校學生共95名。
↑上圖：國語學校女生上課情況。
　　醫學校還是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前三屆的畢業生一共僅只14人而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畢業典禮於1902年5月11日舉行，畢業生只有3個人，第四屆則為9人，杜聰明說：「醫學校之聲望逐漸提高，卒業生(畢業生)在全島各地開業，診療成績很好，獲得一般人士之尊敬及信用，優秀青年集中於醫學校，成為全島最優秀的學府。」第五屆畢業生，開始激增為23人，其後畢業人數，年年增多，醫學教育的紮根落實也有了成績。
↑上圖： 1908年2月9日在校園內壯行會後留念攝影，左2為林家東，為四人中唯一考上醫學校者。壯行會後，他們爬越土庫嶺，步行三小時到南港，從南港改乘縱貫鐵路來台北應考。
　　醫學校前幾年還是跟「養成所」一樣，找不到學生，主要是當時台灣人不僅對「唸西醫」的觀念並不很清楚，而且聽說修學年限為5年，覺得時間長得不可思議，甚至還有人不願他們的子弟接受日本人所辦的教育，因為當時有些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後來，由於風氣漸開，醫學校入學人數愈來愈多，校內乃決定採行考試甄選方式，大約於第5屆時開始舉行，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此後，全台各地亦以家鄉子弟考取醫學校為地方上光榮盛事，因之無不鼓勵學子報名。
↑上圖： 前排為日籍老師，後面為台灣學生，第二排右一為吳文明，是醫學校第3屆畢業生，為故余宗光副教授的外公。
　　醫學校課程的傳揚「與時並進」，學校設備雖然簡陋，但師資仍是一流的；只是「教材」涉及台灣風俗－「保存全屍」的觀念，因此學生實習需要的「解剖材料」－屍體便取之不易。還好1899年12月23日依據訓令第350號規定：病死之受刑人或死刑犯沒有家屬者，屍體得交予醫學校做解剖之用。		  
→右圖： 醫學校時代的解剖學課程
　　醫學校規定修業年限是：預科為一年 ，本科為四年。安排研習課程如下：預科：動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理、歷史、倫理、外國語、體操等。本科：解剖學及實習、生理學及實驗、化學及實驗、醫用動物學、醫學歷史、醫用植物學、胎生學、組織學、皮膚病學、處方學、調劑術實習、藥物學、病理學總論、外科學總論、病理解剖學、診斷學、繃帶學、病理學各論、外科各論、梅毒學、小兒病學、醫用器械學、外科手術學、內科學臨床實習、眼科學及實習、產科學、外科學、臨床實驗學、法醫學、精神病學、婦人病學、衛生學、衛生制度、細菌學、醫學歷史、外國語、體操等。
←左圖：
劉鉅篆(左1坐地者)1913年攝。中間坐椅子者是國語學校學生，其他三名是醫學校學生。
　　 1902年3月，高木友枝接替山口秀高擔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任校長；他還身兼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院長、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副部長、台灣總督府衛生課長數職，因此有「衛生總督」之稱。高木友枝自己重視「活的學問」 ；他常向醫學校畢業生訓勉：「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負醫生的責務。」

　　高木友枝於1885年(明治十八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著名細菌學者，曾在日本著名細菌學者北里柴三郎所設傳染病研究所擔任內務技師，後來出任血清藥院技師兼內務技師。高木友枝來台，是接受後藤邀請，主持台灣防疫大計。
→右圖：「醫學校」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的大理石雕像。
1895年3月，因為軍用船上發現許多霍亂病患，後藤新平為遏止傳染，乃從傳染病研究所延聘高木友枝擔任似島檢疫所事務官，製造霍亂抗血清，用以治療病患；霍亂抗血清付諸於實用，乃為世界創舉。
←左圖：
日治時期為了遏阻瘧疾的擴散，對於指定地區的全體住民進行驗血，圖為民眾接受血片檢查的情景。
　　 更難能可貴的是高木友枝「認同」台灣，對於醫學校學生使用台灣話，也不加干涉，不像「國語學校」嚴格執行學生禁止說台語，而且必須講日本話 ；杜聰明說高木友枝：「不但是名校長 ，實可稱為台灣醫學衛生之父也。」高木友枝一共在台灣生活了27年，他在台灣為殖民政府所做的醫療衛生事業或工業發展政策，具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右圖：賴和(右二)、和翁俊明(右一)、王兆培(右四)三人是醫學校第十三屆學生。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時仍暫用台北醫院一隅充當臨時校舍。1899年10月25日，醫學校從大稻埕千秋街遷入城內天后宮附近新營建之二百多坪木造平房校舍。 1907年(明治四十年、位於台北巿東門－景福門附近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新校舍)落成，與殖民政府的最高統治機關－1919年(大正八年)竣工的台灣總督府相去不遠，和1901年完工的台灣總督官邸更是望衡對宇。醫學校初期，全部是「給費生」(公費生)，由學校給予生活費及雜費，供給學生冬、夏制服和學生帽、皮鞋等。
↑上圖：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在高木友枝的爭取下有了宏偉的校舍、一流的學生、一流的老師。

　　 1904年3月25日發佈修正「醫學校規則」決定變更學期期間，每周教授時數以及教學科目，1905年特設日本赤十字會台灣支部醫院，提供醫學生實習場所。醫學校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初期畢業者只有少數人 ，而後才有遞增，年年增多，醫學教育的紮根落實也有了成績。
↑上圖：1917年4月赤崁鄉友會送別紀念照；醫校的台南同鄉會舉行歡送同鄉畢業聚會後留影。
　　「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簡稱「日赤醫院」)於1904年2月開始動工，與醫學專門學校併建，1905年2月在日俄戰爭方殷下於東門外竣工，7月舉行啟用典禮。「日赤醫院」由第二任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兼任院長，因此成了醫學校教學醫院。 「日赤醫院」係「供為醫學校學生之實地實習，醫師均以醫學校教授為主治醫師，與該校有關之醫師從事醫務。」
↑上圖： 1905年1月日赤醫院即辦公廳及門診部竣工，與醫學校毗鄰而居，為台灣最早的教學醫院，地址在目前台大醫院東址新大樓正面處。
　　堀內次雄，仙台第二高等中學醫學專門部畢業。1895年隨軍接收台灣 ，親身感受到台灣衛生、醫療條件的低劣，退伍返日後即下決心要再度渡台，翌年5月退役返日，十月即再來台擔任台北醫院醫師。1915年，堀內次雄接替高木友枝就任第三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
→右圖：堀內次雄和家人，後排立者是他的「子婿」小田俊郎，也是台灣醫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
　　堀內次雄做為日治時代台灣近代醫學發展的承先啟後重要人物， 他的學術地位，誠如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下薰所說：「如果不提這一位一生在台灣，而且在台灣的醫學史中始終扮演主要角色的堀內先生，那麼台灣醫學史的記述就無法成立。 」堀內次雄在校的開明作風 ，深為醫學校學生所折服，他沒有將「政治」帶進校園，更沒有種族歧視 ；他來台後開始學台語。堀內對醫學校同學參加反日民族運動，有某種程度的諒解，親自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大會，可見一斑。
←左圖：
堀內次雄是「好校長」；1932年畢業的台籍學生曾以標說：「堀內先生在台灣推展醫學教育五十年，大家尊敬他如慈父」。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繼續在學術研究上邁進，獲得博士學位者，不乏其人；1922年12月16日，第13屆的杜聰明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成了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博士」。
→右圖：杜聰明教授於1909年考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預科時，還留著小辮子。
　　杜聰明有感於鴉片對台灣民眾健康影響甚巨，1921年開始致力鴉片中生物鹼的藥理研究，潛心研究去除鴉片癮的新療法 。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日本在民眾黨對國際揭發日人販賣鴉片之壓力下同意成立戒菸所「台北更生院」，1930年1月15日更生院正式成立，由杜聰明擔任首任院長。
←左圖：
1937年7月1日，杜聰明陞敘高等官二等；1942年7月3日更陞敘高等官一等，他是日治時代台灣人的官階「最高位」者。
　　1925年，第11屆的台南巿人王受祿以「外科臨床解剖判斷肺結核診治方法」獲得德國魯茲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成了台灣第一位榮獲德國醫學博士的學者 。
→右圖：1925年王受祿榮獲德國魯茲大學醫學博士，他的論文是「外科臨床解剖判斷肺結核診治方法」。
　　1918年6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改正，以敕令第257號公告新設置「醫學專門部」，以擴編人員，其修業年限為4年，入學資格為(一)台灣總督府中學校畢業者；(二)文部大臣認可之中學校畢業者；(三)專門學校入學檢定考試及格者。如此變革，係採行日本本土醫學專門學校制度，即五年制中等學校畢業 ，才能參加考試進入「醫學專門部」。醫學專門部之設，是招收日本人子弟，實施醫學教育，以當時在台灣為日本人子弟所設之幾所中學校及日本本國之中學畢業生為對象。
←左圖：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宿舍「圖南寮」。
　　「台日人共學」一向被日本當局視為「同化政策」重要手段，1922年2月6日，以敕令第20號公布的「台灣教育令」，中等以上學校在原則上全部為「日台共學」。 「台日共學」實施後， 「舊制」與 「新制」之間沒有任何銜接 ，因之採行了讓舊制的學生得經由考試插班到新制的醫專，和實施舊制的台籍畢業生的一些補救措施。
↑上圖：台大人始終以景福為榮，日治時代醫專學生每每在對校運動比賽之前，把大鼓載在人力車上，打鼓遊行慶祝台大人會贏。
　　本來規劃以日本子弟為對象的醫學專門部，成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灣籍學生原來是「少數族群」，開放台日「共學」後，台灣子弟投考入學也愈來愈多。1922年，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和醫學校的第二十一屆畢業生，同年完成學業。此後，醫學校還繼續存在了七年，1929年(昭和四年)，最後一屆(第二十八屆)畢業生走出校門，是和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第八屆畢業生同時舉行畢業典禮。
↑上圖：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第十一屆畢業生
　　1928年(昭和三年)3月17日，「台北帝國大學」正式成立，為日本第九個帝國大學；初設「文政」及「理農」二學部。以台北巿富田町(今羅斯福路4段國立台灣大學校址 )為校址。1936年4月1日，增設醫學部於台北巿東門町( 今仁愛路一段台大醫學院院址 )。醫學部部長由醫學博士三田定則擔任，並且合併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為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採行醫學部與醫學專門部併行的雙軌制。
→右圖：台北帝國大學創設於1928年，設立之初，僅有文政、理農二學部，八年後(1936年)始再設醫學部。
　　小田俊郎(1892年~1989年)，日本三重縣人，父親為日俄戰爭時近衛師團軍醫；他本身則是東京大學醫學博士，曾赴柏林及維也納研究 Thorotrast 脾肝顯影劑。1935年小田俊郎由北海道大學副教授轉任，來台就職，先後擔任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醫長兼醫學專門學校教授；1937年轉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後來成為附屬醫院院長，繼而出任醫學部部長 ，迄至1945年；所以小田俊郎不僅是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第一任院長，也是台北帝大醫學部最後一任部長，他的夫人即是堀內次雄的女公子。
↑上圖： 小田俊郎(1892年~1989年)。
　　台北帝國大學創設醫學部後，台北醫院於1938年(昭和十三年)4月1日，正式移交成為台北帝大附屬醫院，成了名正言順的「教學醫院」，小田俊郎被奉派擔任第一任院長。
→右圖：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於1938年4月1日正式接收台北醫院為「附屬醫院」。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因為不是「醫學專門部」的升格，而是新設的，所以「兩校並存」(「醫學部 」和 「附屬醫學專門部」)，其第一屆畢業生，和「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第四屆畢業生，是在1940年(昭和十五年)同一年一起畢業，也正是海軍大將長谷川清接任台灣總督府的這一年。
↑上圖：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第一屆一學生入學紀念照，攝於校本部大門處；他們在1940年畢業，台籍學生;陳登科、李鎮源、邱仕榮 、翁廷藩 、謝有福 、許強等人，後來都成了台灣醫界的名士。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共有十一屆的畢業生，1945年，因為日本投降，戰爭結束， 「台北帝國大學」亦隨「終戰」而成為歷史名詞；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的最後一屆是第十一屆，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最後一屆是第八屆。但是因為戰爭混亂了學制，1945年的醫學畢業生卻有四個梯次，也即是說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以及台北帝大醫學部的第七屆和第八屆，都是在終戰的1945年同時獲頒畢業證書的。
→右圖：台北帝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的畢業合照。

本展示重要參考資料取材自：莊永明『台灣醫療史』，
並感謝郭英雄教授、張進翁先生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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